Extinction

　　吉林大學青年學者學術沙龍邀請安圖縣委書記季寧向100多名博士、碩士作報告，有學者提出———群眾訴求中心和信訪局、司法局有什麼不同來源：新文化報 - 新文化網
　　安圖縣委書記季寧在吉大作報告 本報記者 楊威 攝
　　　　“這個訴求中心和信訪局、司法局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有的問題在信訪局和司法局解決不了，到了訴求中心就解決了？”
　　　　“訴求中心的議事代表怎麼選出來的？他們有報酬嗎？”
　　　　5月10日14時，吉林大學匡亞明樓第二報告廳里座無虛席，連過道里也坐滿了學生。這裡舉行的是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沙龍第七期暨行政學院為公論壇的12期報告會。作報告的不是專家學者，而是安圖縣委書記季寧，他以獲得中國基層政府創新獎優勝獎的安圖縣群眾訴求中心為例，向在場的100多名博士、碩士講述了基層社會治理的困惑和出路。他精彩的講述令在場學生屏息聆聽。在後來的提問環節，10多名博士、碩士們提出各種刁鑽問題，展現理論知識和工作實踐的碰撞，導致原定一個半小時的報告會延時到三個小時。有博士提問前先說：“您剛纔的報告顛覆了我以往對政府、對農民的看法。”
　　　　邀請季寧書記來作報告的吉林大學行政管理學院王郅強教授說，讓搞行政管理的青年學者們多瞭解基層實際，瞭解中國國情，避免學者研究只是空對空、理論對理論，這正是邀請季寧書記來作報告的目的。
　　報告內容
　　談拆遷：個別“釘子戶”讓基層政府很無奈
　　　　季寧首先介紹，安圖縣群眾訴求服務中心建立的初衷是因為面臨越來越多的群眾上訪問題，他分析說，基層矛盾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改革引發的矛盾，如企業改製遺留問題、農村林地、土地承包等，但這些矛盾現在已逐步解決；二是發展引發的矛盾，這類問題比較尖銳複雜，在安圖占上訪案件比例30%以上，比如高速公路、高鐵徵地、棚戶區改造、道路改造、城市擴建等引發的拆遷、徵地問題。
　　　　季寧說，現在拆遷、徵地問題是焦點，大家同情弱勢群體。在實踐中肯定會有個別坑害群眾利益、不規範的拆遷、徵地行為存在，但應該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基層黨委政府在這些問題上有很多無奈。
　　　　季寧舉了兩個案例。他說，安圖制定了縣級領導進社區制度，自己到社區里遇到兩夥老人。一伙老人說：“書記，我們那塊得趕緊給拆遷啊，我住一輩子平房了，冬天上廁所也不方便，我們這輩子就想住個樓房啊！”季寧說，2006年開始，國家給安圖用來棚戶區改造的錢就有一億兩千萬，為什麼沒拆呢？“因為這塊有幾個‘釘子戶’，要價太高，沒人能拆得起。這些老人來找我，我怎麼辦？我無奈。”
　　　　第二夥老人說：“季書記，我家2010年就給拆了，我們現在還是租房，回遷樓始終沒蓋啊。”
　　　　“一位老人拽著我的手不放說，‘我老伴都死在外面了，有三個老人也死在租房裡了，沒有住上新樓啊，我們也活不了幾天了，你趕緊給我們蓋新樓啊！’”季寧繼續講述，“為什麼不蓋啊？我親自到那去看了，4個‘釘子戶’，就是不走，要高價。這些矛盾怎麼辦？”
　　　　季寧說，這些矛盾讓黨委政府很頭疼。修高速、高鐵不徵地行嗎？建城市綠地、廣場，不拆遷行嗎？那麼多棚戶區不改造行嗎？怎麼讓改革成果惠及百姓，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談徵地：
　　憑什麼拿大家的錢讓個別人暴富？
　　　　談到農村徵地問題，季寧說，吉林省針對徵地問題的補償政策是按照土地三年產值的30倍給補償，每平方米補償給到40元，這相當於農民50年的產值。但是在實際中，有的地方徵地已經給到了每平方米800元。
　　　　“有一個問題，土地是誰的？在中國，土地是國家的，農民的土地是國家給分的。徵地的是誰？是政府，政府用來徵地的錢是誰的？是全體公民的，是國家用來做公共事業的錢，發展教育衛生醫療事業啊，公務員工資啊，做這些事業的錢，憑什麼要把用在大家身上的錢，用在個別人身上，讓他們一夜暴富？這合理嗎？”季寧說，面對這些個別人，政府跟他說理，他也不聽，他認為官官相護，所以這些矛盾激發他一定建立一個讓老百姓說理的地方，到底有沒有理讓老百姓都來聽聽，評評，所以群眾訴求中心應運而生。
　　意見交鋒
　　是不是說司法和信訪在這裡就沒有用了？
　　　　怎麼能認為代表們能代表安圖群眾？
　　　　2011級行政管理博士：聽了您的報告，顛覆了我們以前對政府、對農民的一些看法，您的做法對我們有很多啟示。想問，什麼樣的事情能被訴求中心選擇評理？代表怎麼選出來的？怎麼能認為他們就代表了安圖群眾？他們有報酬嗎？沒有報酬的話，他們為什麼要來呢？
　　　　季寧：訴求中心沒有選擇，什麼樣的事情都可以來，隨時來。我們定了標準，有領導職務的不能參加，最好找專業人士和普通工人。我們的代表包括保安、環衛工人、農民這樣一些最基層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工作者，廣泛代表性，沒有一個科長、局長。所以訴求中心評到今天，老百姓從來沒有質疑它的客觀性。議事代表選拔是有推薦、自薦，你可以自薦，但是要社區、單位考核。你是不是比較公正、是不是道德素質很高的人，我們要把一些真正優秀的、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人選上來。我們實行的是嚴進寬出，比如說你進來了，但是工作忙，來不了，因為也沒有報酬嘛，所以你自動退出，我再選。這些人沒有報酬，憑的就是一份社會責任感。
　　　　訴求中心和信訪局、司法局有什麼不同？
　　　　2012屆法學碩士生：群眾訴求中心解決了很多信訪和司法無法解決的問題，那麼它和信訪局、司法局有什麼不同，是不是說司法和信訪在這裡就沒有用了。
　　　　季寧：訴求中心是中介性質的一個平臺。從信訪局、司法局各抽調了兩個人在這。群眾來，想到信訪局的我讓信訪局接待，想找法律咨詢的，司法局受理，他有什麼問題，比如說反映樓頂漏雨的問題，想找建設局，那麼我們直接就幫忙找建設局來協調解決。你要是覺得信訪解決得不好，就覺得自己有理沒處訴，那麼就開評議會，讓議事代表評理。除了法院都判決完了的問題之外，我們都受理。我們就是方便群眾，這樣群眾來了，什麼問題都可以講，可以幫忙解決，互相之間不衝突，不矛盾。這裡面有個群眾選擇的問題。如果我們中心只是評理，可能很單一，我就想找一個大的服務平臺，一個全覆蓋的平臺，不管你有什麼問題，到這裡我都幫你做，所以我們是整合資源，方便群眾。
　　　　假如您離開安圖，這個做法還能夠繼續嗎？
　　　　在職公共管理碩士：我現在在省里某部門工作，我知道一個地方政府的舉措要靠一把手的重視，我聽了您的這個做法覺得非常好，非常具有推廣價值，但是，假如您離開安圖，這個做法您覺得還能夠繼續嗎？
　　　　季寧：你說的很對，一個措施是否能夠繼續下去確實是要看一把手的重視。我是這麼想，這個做法是被逼出來的辦法，也在實際中解決了很多問題，一些鬧訪、纏訪問題解決了，一些部門不作為的問題解決了，一些群眾想建言獻策的問題解決了。我們給老百姓這麼一個平臺，讓老百姓來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給老百姓說話權，這是被實踐所認可的做法。安圖老百姓習慣了有矛盾到訴求中心去，習慣了每周一到社區去見縣級領導，習慣了把自己家的問題跟全縣人民、跟縣裡領導都說說，那麼，換了一個新的一把手來，他要是把這個給取消了，那不是得罪老百姓嗎？另外訴求中心還有縣級領導進社區的制度，經過了常委會決議，已經形成制度，不是想取消就取消的。
　　教授點評
　　安圖縣的這種做法在地市級政府值得推廣
　　　　吉林大學行政管理學院王郅強教授：中國地方政府創新面臨一些問題：第一，缺少一種體制框架支撐。安圖群眾訴求中心是不在體制內的，機構工作人員面臨一種身份上的困境，我們同時還要考慮到這些幹部的發展問題。政府沒有給地方政府這個機構的創設權。
　　　　第二，地方領導本身對這個機構資源整合能力有限。比如說歷史纏訪問題，要解決需要各部門的協同合作和配合，這時候我們會發現，現有部門間清晰的邊界往往導致難以協同。創設訴求中心的目的本身就是想衝破這種部門間不協同不合作帶來的這種困境。但是我們黨政一把手、行政一把手是否具有這種權力，這很難，所以黨政一把手有時必須靠個人影響力去推動。
　　　　第三，地方政府在創新過程中，誰的認同是能夠有效的。安圖群眾訴求中心最開始是一種服務工具，它是希望解決鬧訪纏訪問題，但現在它主要是通過一種規範化、制度化的建設來解決問題。但在現實中，確實會面臨一個問題，季書記調走了，還有沒有人要做？
　　　　我們要衝破困境，必須要思考一個問題，怎麼把這種成功經驗上升到制度和規則層面。
　　　　吉林大學行政管理學院孫德超副教授：聽了報告，有兩點感受：第一，書本上更多強調理論框架、邏輯體系、概念，而真正到實踐層面會發現，實踐中更加豐富、更加複雜，需要智慧和勇氣解決。第二，問題的錶面和本質區別。在我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具體到公務員與一般工作者，拆遷者與被拆遷者，人們往往一看到相關新聞就容易偏向弱者，而實際上是有複雜的原因在裡面的。所以季寧書記的演講讓我們在這方面有了新的啟示，對我們以後研究這類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我和同學們都關心同一個問題———訴求中心未來發展問題。如果訴求中心做得很好，這個做法可不可以推廣？從我的瞭解看，群眾訴求服務中心實際上是化解社會矛盾的一種成本較低、收效較好又較易推廣的做法。我認為至少在我國三個層級政府具有可推廣性，就是市、縣、鄉三級政府。安圖縣這種做法已經由縣政府推廣到鄉級政府。我認為，在地市級政府都值得推廣。這些都是理論上的論證，實際上能不能推廣還是取決於一把手的重視，這是毫無疑問的，這其實也是一個瓶頸。
　　本報記者 楊威　　（原標題：群眾訴求中心和信訪局、司法局有什麼不同）